2025-06-16 12:23:00
潮新闻客户端 周维强
扬之水著作《先秦诗文史》，中华书局2009年4月出版，我是2010年2月3日从杭州文二街上的博库书城购买来阅读的，这不是一部通常编著体例的文学史著作，很干净，借用美院王犁先生评论郑宗修著述的一句话：“不见时人风气。”当时也有几分奇怪，扬之水怎么会写这样一本书，和她其他的著述几乎了不相涉。近读扬之水著《问学记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8月版），才明白，这原来是集体项目里的一册，“完稿之后却发现它成了一首乐曲中的不谐和音，因此另外单独出版了”（见《我的读书、问学与治学（代序）》）。扬之水所著先秦诗文史，不仅贯通文史，也没有通常必写的社会历史背景这样的专章专节，直接切入诗文本身，只是需要有所交代时才落墨背景若干。我猜想这大概和她没有接受正式正规的中文系课程教育有关系，这因此让她一开始就有可能没有受到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集体编著文学史模式以及文学史著述体例的影响——当然，这集体编著文学史模式以及文学史著述体例的影响也有很好的地方，姑不讨论。
扬之水在这篇《我的读书、问学与治学（代序）》里说自己“本应在学校受教育，却被抛入社会，乃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命运，其中七〇届年龄最小，底子最薄……”阴差阳错未能在恢复高考后读大学，“此生与大学无缘了，从此走上自学的路”。但我读这本《问学记》，随时随处感受到的是，扬之水这哪算是自学啊，这何止是名牌大学名牌系的本科教育，是比博士生接受导师指导的待遇还要高的第一流的导师的指导啊——这是第一流的导师对门下弟子一对一或多对一的不厌其烦的指导。扬之水这样的“自学”，我不知道神州之大还能找得出几个例子来。
扬之水的“自学”，“导师”有通识教育的，比如徐梵澄先生。徐梵澄先生早年自费留学海德堡大学，1948年受国民政府派遣至印度教学，1978年回国，供职社科院世界宗教所。通英语、德语、法语、梵语、拉丁语、希腊语等，学术涉猎中国、西方和印度三大文明。书中收入正文的第一篇《关于梵澄先生：十年日记摘抄》转录了颇多徐梵澄的见解。一九九〇年二月九日（星期五），梵澄先生回复扬之水“没有能够代表我们这一时代的大家出”的问题时有云：“那只是一方面。现在老百姓人人有饭吃，这是了不起的成就，历史还没有或者很少有哪一王朝达到这种程度。作诗作文到底比不上吃饭重要。而且，现在是普遍的提高。全民素质提高一寸，就至少需要一百年的时间。”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七日（星期五）和扬之水谈书法：“……草书写得圆转很容易，所以看草书就要看它的点画，看打不动的地方。楷书则不然，楷书写得规矩，就容易板滞，就要看它打得动的地方。”又说赵松雪字的媚“却是从北魏而来”，北魏字拙，松雪“去其棱角”而成了“他的媚”。一九九二年八月廿六日（星期三），扬之水问“鲁迅先生怎么这样好骂？”梵澄先生答：“鲁迅先生待人太厚道了。”“厚道是正，一遇到邪，未免就不能容，当然骂起来了。”这篇《关于梵澄先生：十年日记摘抄》有数处记录梵澄先生因扬之水提到陆灏而告诫扬之水：“……学有专门，无论如何一定要用心专一门，不然的话，没有什么发展。”（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六日）“……人这样聪明，却没有好好攻一门专业。”（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廿八日）这儿抄录的这几条，既有对社会历史的宏通的观察，也有文艺如书法的见解，还有知人论世，还有问学之道，方方面面，林林总总，这真是“通识教育”的精髓了。如果不是拘泥于字句，我想我们自然可以由此而得举一反三之功效。“通识教育”能够遇上徐梵澄这样见多识广的导师，真是幸甚至哉了啊。
扬之水的“自学”，“导师”更有专精学问的，比如孙机先生。一个人做学问跟随导师，有时是考上什么样的导师就跟了什么样的导师，扬之水运气好是导师的学术风格正和自己的性情、趣味相适宜。认识孙机先生是王世襄先生的介绍——“给你介绍一位最好的老师。”王世襄对扬之水这样说。在这之前，扬之水已挑着读了孙机著作《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》里的几段——“一部汉代大百科”，两汉社会生活乃至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，不是丛脞纷纭的资料汇编，书中固多综合百家之研究，更有自家的发明与创获，“其中用力最著者，是以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的办法为各种古器物定名，并且在此过程中揭出人与物的关系，进而见出两汉社会的种种历史风貌”。我猜测这样的研究可能正契合了扬之水本人的学术兴趣所在，也许她当时只是有朦胧的意识而未明了，直到王世襄给介绍了孙机先生以及进而研读孙机先生著述，在孙机先生指导下做研究，扬之水才明确了自己后来学业的方向。在孙机先生的悉心指导下，扬之水完成《诗经名物新证》，《我的读书、问学与治学（代序）》里写道：“师生二人都把它视作毕业论文，于是先生认为我应该认真选择一个专业方向。答道：名物研究。师曰：这个词，今人已经很陌生了。我想，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使这个词为人所熟悉。其实我也是受到先生的研究方法的启发。先生学的是考古专业，做的是文物研究，研究方法，则是在实物、图像、文献三者的结合处揭发研究对象的本质。这岂不是名物研究……”在初入孙机先生门下时，先生即有三点告诫：“一、必须依凭材料说话；二、材料不足以立论，惟有耐心等待；三、一旦有了正确的立论，更多的材料就会源源涌至。”这三条告诫，我们回想自己过来所经历的，不能不叹为至理名言。三条告诫里的第二条，令我想起徐梵澄1992年5月7日（星期四）劝扬之水改一改性子急的毛病说的话：“这样是要终于贫困的！凡事一定要从容做来，一定急不得。”做人做事做学问，要有耐心，要从容，“底层逻辑”大概也是相通的。“给你介绍一位最好的老师”——专精学问，遇上孙机这样的老师，做学问“考订之物事密切系连于历史的主线，以小见大”“时有中西两方面的比较而使得视野开阔”，真是幸甚至哉了啊。
这篇札记仅举徐梵澄、孙机二位先生指导扬之水“自学”作为例子，亦可见，通识教育，文科研究，有良师指点和没有良师指点，差别还是很大的。有良师指点，至少可以少走或不走弯路，可以锻炼出宏通的眼光，可以有“巨人的肩膀”来给自己“增高”，这是幸运。
当然，有良师指导，还得有从学者自己的悟性来配合。《关于梵澄先生：十年日记摘抄》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记录梵澄先生对扬之水文字的批评：“……有一定的古文修养，但文尚有‘滞障’，而文字达到极致的时候，是连气势也不当有的。”扬之水因此想：“这‘滞障’大约就是斧凿痕，是可见的修饰，而到炉火纯青之时，应是一切‘有意’皆化为‘无意’，浑融无间，淡而致于‘味’。”我以为，这可以作为从学者的悟性的一个例子了。
这册《问学记》，遣词造句、行文炼意，和扬之水的其他著述一样持了一贯的风格，很干净，没有沾染“时人习气”。这样文风的著述，今时凤毛麟角，恐怕已不多见了。我自己多年来写随笔，写评论，也时时留意避开“时人习气”，但有时也不能免俗了。
2025年6月15日夜稿成，16日晨修改，湖滨君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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